第708章 民族资本的兴起(1 / 4)

随着西南战役的胜利,中国各路地方势力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和衰败。中国政局重新洗牌后,人民党以其广受支持的民意和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,一党执政的局面已经形成,其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。

在这些良好的局面下,张汉卿得以实施胸中多年的抱复,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相继颁布使国家发展有了飞跃的提升。

在这一时期,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特别迅猛的发展,远非正史上同期所能比较。

清末民初,特别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,中国的读书人开始从以仕进为目标的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。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,中国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资本家的卓越姿态出现了。

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,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,主动吸纳西方先进思想,胸怀强国济民的伟大抱负,在这个比官场政治更自由的空间里展现了让人惊叹的才能,迅速成为各地的民众领袖。

在他们的努力下,人们纠正了“士农工商”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分层,努力追求以“工农商学兵”为代表的全民平等与团结。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,迎来了中国商人第一个黄金时代,

可惜的是,这个黄金时代来之不易,却又转瞬即逝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,实在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。

十九世纪中叶,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,集权专制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。太平天国、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“内忧外患”,为了应对国内的“心腹之害”和国外的“肢体之患”,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“新政”,也就是所谓“办洋务”,史称洋务运动。

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,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、政治改革的“新政”一样,这场由官僚主导的“洋务运动”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。然而,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。

尽管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,但它毕竟隐讳地、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。

从结果上说,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,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、轮船招商局、开平煤矿、天津电报局,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、福建船政局,张之洞的汉阳铁厂……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,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,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。

更具历史意义的是,为适应“办洋务”的需要,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1862年8月,同治帝批准成立“京师同文馆”,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,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。

经过晚清的变局,开启民智,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。中国最优秀一批的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已任,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、经济,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。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。

在他们身上,具备了过去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贵品格不计个人富贵,力求民族经济的振兴。

大约五十年后,毛爷爷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,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,他们是“搞重工业的张之洞,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,搞交通动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”。

张謇和卢作孚,一个曾是前清状元,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,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,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。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(1926)忧病而终,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(1952)在毛爷爷搞的“五反”运动中自杀。

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,卢作孚之死则宣